导读：加大基建不如大幅减税。税改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释放改革红利，并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周期越来越短的怪圈。

7月31日政治局会议提出“六稳”目标，这其实反映了当前决策层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六个不稳的担心。

一是就业方面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以及去杠杆政策延续，当前国内消费与投资均出现明显下滑，诸多企业，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存在运转困难。同时，考虑到中美贸易战可能演变为持久战，外贸企业也面临明显的生存压力，稳就业已成为“六稳”的首要任务。

二是金融市场方面，上半年中国债券市场违约频发，P2P跑路事件日益增多，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。

三是贸易前景不容乐观。尽管7月贸易数据超出预期，并未反映贸易战的冲击。考虑到7月发达经济体PMI集体回落以及中美关税的不断加码，未来中国出口形势仍将面临很大挑战。

四是外资方面，当前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也存在一定的压力。6月以来，人民币从6.4贬值至6.9，当前汇率距年内高点已贬值10%。

五是投资方面，今年以来在去杠杆政策与财政约束增强的背景下，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出现明显下滑。

六是预期方面，在内外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，国内资本市场出现明显动荡8月7日上证综指再度跌破2700点，徘徊于近两年低位，逼近2015-16年股灾后的最低点2638点，反映了当前市场信心不稳的情况。

虽然稳基建对于改变投资持续下行局面具有关键作用，且能一定程度上起到政策托底的效果，但并非力度越大越好，过度依赖于基建投资带来的短期增长反弹，从长期来看存在如下弊端：

一是加剧债务风险。2017年至今，中国政策层一直致力于落实去杠杆与化解重大金融风险，同时，伴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约束的增强，如加强官员的债务责任终身制、规范融资平台、引导基金以及各类产业基金的地方政府资金约束，前期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的局面已经得到遏制。

二是基建对于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减。经过过去十年间，基建投资超过20%的快速增长，当前中国的基建存量已然不低。

第三，加剧“国进民退”现象。2008年以来，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局面，这与当时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有关。

比基建更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大幅减税：

首先，中国的减税空间仍然较大。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位列前茅。除此以外，近年来税收的增长也为减税提供条件。

其次，减税对于扩大内需的效果也将更加显著。

再有，减税符合当前贸易战略转型的需要。

最后，减税是财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，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重要一环。当前中国经济周期越来越短，与近年来采取的宏观政策大多具有短期、行政化特征密不可分。通过减税，从制度上就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进行解困，效果更加长远。实际上，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，财税改革提速便已成共识，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，房产税、个税的推出均落后于时间表，企业减税降费的实际效果也并不明显。因此，中国经济若要走出“六稳”困境，加快长效机制建设，减税与还富于民，势在必行。